在杭州，假装上班公司开门迎客。
四百平方米的空间、几十个工位，会议室、打印机一应俱全。墙上写着这里的规章：不能迟到、不能在工位打呼噜、不能抽烟喝酒说脏话、禁止办公室恋情。
应聘者要填写申请表，接受“假装面试”，领工牌，支付30元的日租金，开始一天的“假装上班”。
这里欢迎毕业生、失业者、创业者，从社会时钟走向自我时钟的人。一部分人来这里是为了将工作和生活分开，提高效率；一部分人是为了拓宽渠道，交流经验以服务于创业；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感受职场氛围，缓解失业焦虑。
在城市的缝隙里，一些人试图把钟摆稍稍拨向他们自己的节拍。
【1】假装面试
24岁的博南没想到，他人生的第一场面试，会发生在“假装上班无限公司”。
大学毕业后，他和朋友在杭州创业。两年后，因理念不合，他于今年5月退出。此前他没有参加过招聘，也没投过一份简历。他在视频号里看到了这家公司，觉得这里像“自习室”，能帮他把生活与工作分开，“制造一点紧迫感”。
面试开始，博南向面试官陈英健介绍起自己最得意的设计作品，以及过往的项目经历。像一场真正的产品设计岗位的竞聘。
“你来这里想得到什么？”
“我觉得会来这儿的‘同事’，多半都有自己的擅长或想做的事。完全无所事事的人，在家躺着就行。”博南说，“我希望能遇到有电商经验的人，开启一些交流，甚至合作。”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陈英健问。
博南说，梦想是做一个自己的品牌。
陈英健把面试通过的牌子交给博南，递给他假装上班的工牌，握手、微笑、合影。往常，陈英健和他的合伙人还会设计一个转身——先背过身去，像《中国好声音》里的导师一样旋转位子。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假装上班公司，在这里祝贺你未来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实现你的梦想！”
博南人生的首次面试体验，在一种微妙的错位感中结束。他觉得自己像误入一个片场，所有人都在无比认真地演绎着一件本并不严肃的事情。
事后回想，他总觉得这场“面试”缺少了一个应聘者的反问环节。“如果能问一个问题。”博南说，“我想问问，我能从这里获得什么？”
在这个用戏谑包裹的空间里，许多在现实职场可能被嘲讽的想法得到了包容。陈英健印象最深的一个面试者是一位在校大学生。对方谈了很多创业经历，被问及梦想时，他直言要开上市公司，尽管尚无具体计划。陈英健称赞了他的“敢想”品质。
陈英健提倡一种“假装精神”。他认为，人如果愿意去假装做一件事情，那起码是有上进心的，假装上班公司就是给他们一个缓冲过渡和创业的空间。“假装久了，就变成真上班真工作了。”
【2】“你负责生活，我们负责演技”
在老板陈英健的辞典里，“像”是一个核心关键词。“‘假装’就意味着‘像’，不像，来假装有什么意义？”
“员工”小玲也是初次来，她到工位后，给母亲拍了视频，说自己“找到了工作”，母亲叮嘱她别穿T恤，“买套正式点的衣服”。在母亲的概念里，上班是一件“得有正形”的事，穿衬衫、按时打卡，至少得看上去是“正经事”。
去年，小玲辞去在上海的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全职做自媒体。环顾四周，这里与她记忆中的办公地并无二致：位于一栋标准写字楼内，工位、会议室、接待室俱全，楼下还有保安。中午，陈英健请她和其他“员工”一起吃饭，在路上边走边聊，她恍惚间觉得，“像新人入职第一天”。
现实中，这里连“公司”都不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陈英健说，“假装上班无限公司”并未经过工商登记，这里原本是他自己公司的一部分，用于品牌展厅和直播产品，有部分工位多是闲置状态。谈到成立初衷，陈英健称之为“误打误撞”。最初是朋友的孩子即将毕业，毫无面试经验，找他模拟面试，后又提出想体验上班氛围。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普遍需求，干脆将闲置空间开放，为那些处于人生过渡期的人提供一个可以日常化“假装上班”的场所。
但是规章制度写得比真实的公司还细——不能上班睡觉，若打呼噜，会有叫醒服务；不能玩游戏；禁止办公室恋情；不许抽烟喝酒说脏话；不能迟到。来的人先要填申请表，接受“假装面试”。
面试会筛掉一部分人，陈英健会看对方的面相，长相凶的会被怀疑情绪不稳定，一上来就谈投资、要带大家“暴富”的申请者，也会被直接否决。陈英健解释得像一位导演讲舞台纪律，强调要保证这里的安全性。
他透露，目前假装来上班的员工有三四十名，但预约群里已有几百人。这里日均30元，大学生有优惠，一个月150块。“我们这边60%以上都是假装上班真工作，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做。”
陈英健说，他是白手起家，2013年在深圳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他对过往人生的总结是“经历了很多常人很难经历的事情”。在媒体的叙述里，他拥有26套房本，三四家公司。他并未将“假装上班公司”视为需要扩张的生意，而是一种资源的“善后利用”。但如果需求持续增长，他计划与其他公司合作，寻找更多空间，但前提是价格要便宜，给这类人群提供缓冲和过渡，不能以暴利为目的。
然而，陈英健未曾预料“假装上班”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声浪。
8月初，一篇报道引爆网络，他的生活旋即被媒体采访填满。公司还来了要贩卖自动售货机的人，他判断“是为了借机炒作”，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见他一面，更多人来寻求合作或投资。
在“员工”老艾看来，假装上班公司火爆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去上学上班，天然就是‘要做点正经事’。当你在外面长期找不到一个地方干正经事，自己也会有不太对劲的感受。”
“假装上班”对外界的吸引力映射着当下的普遍焦虑——工作如何与生活并行？年轻人如何在绩效社会里寻找自洽？在被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时钟”之外，人们能否为自己找到新的节拍？
【3】寄存生活
来假装上班的人大致能归为几类——缺乏职场经验的毕业生；从公司辞职、处在gap阶段的创业者或自媒体从业者；还有一些在多个职业身份间切换，渴求一个稳定场所的人。
多数人并非消极抗拒“社会时钟”，而是在主动探路，在离开传统工作轨迹后，选择了这个带有“上班”形式的缓冲场所。对一些人来说，工位是生产力工具，是社交与资源接触的节点；还有人把它当作一种维持时间感的仪式——每天能“按时”到达某地，意味着他们没有完全放弃社会时间。
点姐在工位上翻着一本《爆款内容方法论》。30岁出头的她，曾五年苦战中国美术学院考研未果，后在杭州经营美术培训工作室。近期，她决定从线下转线上，教中老年人画画。平时，她在家录课、直播，在假装上班公司看书学习，把这里当作学习和交换方法论的场所，想多接触自媒体从业群体，理解算法与选题逻辑。
老艾则在工位上寄存了自己的生活。她来的时间最长，得到了150元一个月的优惠价格，工位被她装饰得很有生活气息——她的桌子底下有三四个未拆的快递盒子，桌子上有两块奶油色的键盘、复古小风扇、未拆封的超级密码机、一摞书，《喜剧的艺术》《段永平投资问答录》《开始写歌》。
她是一名脱口秀演员，开了一家饰品网店，在学习声乐创作，并且在学习理财，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另外，她还自学了韩语、日语、法语。
对她而言，这里不是临时栖所，而是属于她的“场域”。“我不喜欢星巴克、图书馆那种临时扎寨的感觉。我希望工位是有一种我自己的场域，这里都是我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更安心。”
老艾31岁，在武汉读的大学，本硕都是学工业设计。毕业后，她去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为了克服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的短板，又去上海做了一名房产中介，强迫自己与人交流。到了冬天，老艾觉得生活很孤独，同事间并不同频，最终又回到了武汉。之后，她做过培训、采购。去年12月，为了在电商方面有更多尝试，她来了杭州。
在杭州第一份工作的辞职原因是，老板喜欢罚款。迟到要罚，忘了关灯要罚，下班后椅子没有挪到工位下面也要罚。“这个行为我非常不能接受。”再后来，她尝试过和朋友一起创业，也试过做主播，“给一个号就能起一个号”，但是伤嗓子影响做音乐，最后她决定自己开一个卖珍珠饰品的网店。
“我不是不喜欢上班，而是因为要学音乐、搞脱口秀，活太多了，如果去上班的话，大多数企业还是希望你下班也拿着手机待命，没有老板能够忍受我这种状态。现在已经是我最好的选择了。”
然而，在假装上班公司，这里没有KPI、没有上级评估、没有晋升阶梯，时间呈现出更纯粹的个人化面貌。对于一些人来说，时间像失去河床的河水。
为此，老艾用“模拟人生”的方法让自己每日“刷任务”，将学习、创作、运营拆解为清晰条目，再一一打卡完成。如果晚上没有开放麦或声乐课，她会待到九十点钟，加班完成她计划好的工作。周一到周六，她几乎全勤，“基本上就是996，希望未来公司周日别休息，继续营业，那我周日也会来。”
较为痛苦的是迷茫的状态。博南相信，迷茫是人的常态。他想起过去接触的许多同龄人，人们之所以迷茫，是因为没有目标。“但真正达到那个目的后，还是会迷茫，因为人生只是感觉走过了一个节点，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老艾没有和家人说辞职的事情，她甚至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已经离开武汉。
初到杭州时，她在余杭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太新，她工作的地方，办公楼的玻璃会反光。但她住得偏，晚上回去后，连马路和车流的声音都听不见。后来，她搬到了滨江，庆幸回到了人群当中。
工位是她构筑理想版图的一块小根据地。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学声乐，学语言，挑出好看的饰品，做能感到快乐的事情。最近让她觉得快乐的小事是，在声乐课上很快学会了和弦分解。烦恼的是，脱口秀的读稿会上，没写出新段子。
【4】自我时钟
不去上班，人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为了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小玲曾经花费了很多心血。她的自媒体内容，也主要是分享她从双非院校到互联网公司的“逆袭”之路。
在网络世界里，她教大家如何做让人眼前一亮的ppt、如何打磨简历，甚至还会帮粉丝修改自我介绍的逐字稿。
她曾将求职视为“升级打怪”，自认出身“新手村”，必须用经验值弥补。大学四年，她积攒了八段实习经历，去过传统媒体、创业型公司、新媒体公司、MCN、互联网公司，做过销售、商务、剪辑、直播运营、大厂运营。“如果待在学校里什么也不干，我就会很焦虑。”做直播运营实习时，她正好遇上618大促，在公司从早上六七点待到次日凌晨，在各种直播间里喊三二一上链接。
求职时，她会牢牢抓住每次面试的机会，想办法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后来她获得了一份月薪过万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拿到offer后她开始在社媒上分享经验。
后来，她的副业自媒体收入快要超过主业，她觉得“生产的东西属于自己”，没有被随时裁掉的风险，因此选择离开。
小玲勾勒出她心中的“社会时钟”，是一张世代相传、近乎强制的时刻表——上学、考研、进公司、求稳定、结婚、生子。
她的父母都是在轨道上平稳运行的人，在山西县城的发电厂做着检修一线的工作。高考报志愿时，父母想让她报电气类专业，将来回到电厂。小玲抗拒这种循环：“我姥爷在电厂，我妈在厂里长大，再生孩子，孩子毕业又回电厂，和知根知底的同事结婚生子，孩子又在厂区附近上幼儿园。”
高考报志愿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比较叛逆的选择。她是一名理科生，最后选择了文科专业。“我其实不太愿意回忆我的高中，总会唤起不好的回忆，永远处于对比状态。我的父母都希望我和我的同学保持在一条道路里，高考失利，那就考研到一个好学校。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自媒体给予小玲的正反馈，是她过去人生中很少得到的。“找我咨询的很多都是和我差不多学历背景的人，如果能帮助别人做出一份好的简历，找到好的工作，会给我带来很多成就感。”
如果把社会时钟喻为一座有节奏的城市铁道，那么自我时钟就是尚未测绘的原野。
小玲讲述了辞职后的一次旅行。那是2024年的冬天，她刚刚从那份工作里抽身出来，决定把时间交给自己。她在洱海边住了整整一个月。她拍素材、剪视频，把平日里被压缩的节奏放慢到可以看见水面的微波，听风把湖水推向岸边。她在湖边给母亲打了电话，说自己主动辞职，电话那头出乎她意料的平静，“她说她理解”。那时她觉得生活是可以自由行走的旷野。
现在，她时不时仍会冒出想找一份工作的念头，又会把想法极力按捺下去，深呼吸，要冷静。她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就是皮痒了。”
（除陈英健外，其他受访者均为化名）
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彭茸雯 浙江杭州报道
原标题：花30元去“假装上班”的人：接受“假装面试”，时长996，久了就成真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