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还有没有人口红利，在国内学界有些争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现在农村劳动力达到总劳动力的30%左右，而发达国家在农业上的劳动力一般低于5%，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的空间。
林毅夫说，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不断往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去转移，同样有红利。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中国利用不断的产业升级，人口红利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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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林毅夫曾接受《大公报》专访，谈及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现摘录相关内容如下：
大公报：目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节点，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您如何描绘未来五年“十四五”这幅图景？
林毅夫：“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我相信未来五年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性转变，不管国际国内什麼形势，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把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靠有效市场，一方面靠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克服增长瓶颈，发挥增长潜力，我相信我们会跨越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现在全世界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只有16%，中国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8.1%，也就是在未来五年，全世界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翻一番还多，从16%到34%，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未来五年，儘管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相信这样一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当大。有14个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但同时也有一些地方，人均GDP到现在还在7000美元以下，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币左右。在这样一个差距相当大的大经济体裏面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十四五”期间，也将是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让每个劳动者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服务。总体来说，就是各个地方要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根据各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完善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帮助企业把各地的比较优势变成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大公报：现在中央提出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林毅夫：现在，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外国经济发展慢，国际市场会减小，美国又对我国封锁打压，这样，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会提高。所以，政府部门提出了新基建项目，包括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来增加国内需求。此外，也可以投资常规的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高铁、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构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等。在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体裏，国内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和迴旋余地，这些项目也确实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适应中国升级发展新需要。所以，党中央基於国内外形势，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但是，中央的这个提法和我们过去一直主张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没有矛盾，因为作为大国，我国历来就是以国内市场为重。大国跟小国比较起来，国内市场的规模一直都是比较大，比如，新加坡，出口和进口两项加起来，佔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0%。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9年出口佔GDP的比重只有17%，进口只有GDP的14%，两项加起来只有31%。其他大国的比重比我国还低。所以，对於我国来说一向国内市场最重要。一般来说出口佔我们GDP的20%左右，80%的生产是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出口在GDP的比重下降为15%，变为85%由国内消费，国内市场的比重确实会增加，但基本格局还是一样的。
大公报：随着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您认为“十四五”时期如何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林毅夫：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是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说法，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什麼叫改革的红利呢？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总书记说过改革永远是在进行时。确实我们现在体制上机制上还有不少问题要改，改好了以后，生产力会解放，效率会提高，但是，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改了那些问题不是就有新的改革红利吗？
2016年杭州的G20峰会提出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每个国家都要做结构性改革，中国要做结构性改革，美国欧洲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做改革，就能够释放生产力。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结构问题要改革，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改革自然会更多，有人讲我国的改革红利已经用完了，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準确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刚从计劃经济转型确实有很多扭曲，并不是每个领域都具备改革条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话，就会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经济就要崩溃了。只能说在那种状况之下，哪些新东西改了以后，会释放我们的生产力，会稳定我们的经济，会促进我们的增长，所以，我国採取了渐进的方式改革。现有不少的问题改了，一定会还有新的问题出现，就像毛主席的矛盾论所阐述的。所以，改革的机会，改革红利是永远都在。只要我们不骄傲自满，有决心和勇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去发现新问题面对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改革，改革红利就会永远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我国过去发展这麼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其理由有二：一是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农村转移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城市製造业；二是，原来计劃生育使出生率减少，提高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但我觉得这只说到中国经济增长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农村人口比中国比重大，年轻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国高，照人口红利的理论来说，印度和非洲应该比中国发展快，但是，事实没有。
我认为人口红利理论的重点在於说明，把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的行业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业，比如说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製造业，但是，这种红利不仅只是把农村劳动力变为製造业的劳动力会产生，在製造业裏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也同样会有。製造业裏有很多阶梯，只要不断地产业升级，把在低附加值就业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力水平高的製造行业，这方面的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
其次，因为计劃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一方面是数量，一方面是质量。如果纯粹从数量来讲，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往后延一点。国内一般男的60岁退休，女的55岁退休，而外国普遍的是65岁才退休。退休年龄往后延一些，劳动力不就增加出来了吗？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的质量可以靠提升教育改善，教育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补偿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红利理论没有分析清楚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认为现在人口红利减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说法也没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